该规则最先系由美国大法官Jr.Holmes于1919年在Schenck v.U.S.案中提出，此后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政治言论自由的限制实践中。
二是旷日持久的宗教狂热和纷争，这几乎成为现代立法者不可跨越的障碍，因为它们使得整个社会和民族陷入更为严重的理性匮乏，无从感知和认识本应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亦即他发现了社会是一种不同于个体、无法还原为个体属性的独特存在。
(14)这段话集中表达了卢梭对一般而言的人民和个体的看法，同时也把自然法传统中理性与意志的区分和张力转换到了人民政治的内部：一方面是整体人民的理性匮乏。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卢梭这里，人民本身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实体(substance)，因而立法就首先需要获得人民的认同。这是许多被我看成是几何学派的政治学思辨者常犯的错误。由此，借助密尔与涂尔干的不同视角，我们在卢梭这里看到两种不同形态的科学：一种是关于政治权利的原理。卢梭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了某种不同于政治权利原理的东西，或许，他心中构想的完整的《政治制度论》包含了这一部分的轮廓。
不过事实上，卢梭已经预见到了这些质疑。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76页。很难找到中国民商事习惯直接进入新型民商法典的范例。
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资源与环境保护行政法。三、法制（治）中国化任务与历史法学的进路 160多年来，我们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西方、苏俄先进法律制度及观念以改造中国传统法制及观念，以推动中国快速达到与国际主流社会基本接轨的近现代法制模式及法治观念水准，不遗余力。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我们所做的法律近现代化工作，大致犹如去年去世的美国黑人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在自己的皮肤上所做的工作——用人工手段漂白他自感耻辱的黑色皮肤。也就是反省：当代中国社会是否需要和能否消受这样一种法制体系和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所依据或赖以奠基的宪法与部门法、公法与私法、国家法与社会法、程序法与实体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等等划分理念，是否真的与中国社会条件一致？是否为中国社会实际条件所需？ 5、当代中国的宪法和宪政设计与中国现实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反省。
（4）中国传统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苏式革命价值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与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的系列反省。这不仅导致教条主义法学盛行,划定诸多不可逾越的禁区,而且给法学教育本土化造成极大的障碍。
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五四以来，放火烧库的思潮一直占上风。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为一个整体。在法制上更是如此，就是从过去片面苏化的法制模式中走出来，再次开启兼学西方法制之试验。
第二阶段即西方化为主阶段，是最为典型的全面深刻改造阶段。这一切不足，当依据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优秀智慧，进一步参酌西方优秀法制，提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完善方案。只要不是茫然无措，或义和团式盲目排外，那么在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就不免全盘西化、全盘苏化地一边倒，或不免不切实际地追求后来居上、多快好省、取法乎上、彻底革命，总期待变革一蹴而就，期待一场天崩地裂、凤凰涅槃的突变使民族和文化获得活力四射、威力无比的新生。也就是探讨，当代中国文本法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或承载了中国传统价值（法制），多大程度上摒弃了传统价值（法制）。
对伤害近亲属、尊亲属的逆伦犯罪相对宽容，对公务员滥用职务权势的犯罪相对宽容。刑罚或治安处分执行缺乏亲伦考量。
过于注重强迫人民克服亲情服从国家利益，制裁任何亲亲相隐行为。关于这一方面的反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 （1）中国当代实际法制如何体现或承载了中国传统价值（法制）。
中国的法律不应仅仅是维新、革命和改革的精英们一手创造的，更应该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结和发现的。二、移植法制不合国俗民情的百年困境 中国的法律，从传统的法制体系向近现代法制体系的转变，从中华法系向西方法系[15]的转变，是用革命手段（而不是和平演变）完成的。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治安行政法。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福利行政法。胡适、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主张虽被一些人批评，但却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了法制建设上。对见死（危）不救、见罪不斗之行径过于宽容。
（3）当代中国文本法制与苏式革命价值（法制）之间内在关系的进一步反省。中国五千年传统法制中关于强制救人危难、强制举报或制止犯罪、强制协助官吏执法公务、强制或奖励学习律令、对民族和宗教的羁縻、允许亲属监督司法行刑、注重治安中伦理亲情运用、定期会聚绅民讲读律令、乡耆里老调解纠纷等等法制，体现着中国特有的精神和智慧，并不完全与民主法治价值相克。
这一阶段进行了大规模的西方法律文本翻译、法学著作翻译及西化新法律的制定工作，很快形成了大陆法系式的六法体系[7]。不是照帐誊录，便是改头换面。
至于那些文本制度是否与中国的国俗民情相适应，能否真的变成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法则，当时似乎很少有人关心。[18]制定与中国国俗民情或社会深层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民法典的过程，在梅仲协先生看来就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采撷外国的过程：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
李泽厚先生多年前说近代思想史的大潮是救亡压倒启蒙[30]，在法制近代化问题上同样适用。当代中国的刑事法过于注重国事罪，过于注重破坏经济秩序罪，相对淡化人身侵害犯罪和权利侵害犯罪。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法制当成这样的鸦片，于是我们几乎一夜之间废除了《大清律例》、《清会典》、各部院则例所代表的那个家天下的法制体系。为某一国人民而制订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
比如古代中国的税收法制中，就有以多世同堂、鳏寡孤独、侍养老耄、孝弟力田、疆场立功、励志求学、扶贫济困等原因减免个人或家庭税负的规定，有允许民间金融或物资互助式会的规定。近代中国移植西方苏俄的法制，大多没有经过民族性思考和本土化改造，结果就常常违背民族传统，悖逆民族伦理，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跟社会大众的一般道德心理习惯背道而驰。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根据上述两种法律体系揉合的判断，实际上可以分为以下十个法律部门。一个在西方历史上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学派，或者虽然发挥了作用但（因为西方法制本来就是其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之自然结晶这一事实）其作用并不彰显的学派，其学术主张，其历史洞见，其秉持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先入为主地排斥或摒弃。
那样的文本法制或显性法制所导致的人心骇乱、是非模糊、风俗衰颓，很难说那就一定是我们民族在历史大转折中为了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2）中国当代实际法制如何体现或承载了西方普世价值（法制）。对于危害婚姻家庭稳定伤风败俗行径过于宽容。这些却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社会本位说、义务的观念相反。粗略说来，问题的症结大致在于：什么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什么是正确的改造推进方式方法？也就是说，如何以正确的路径、方法达到那一总体目标？百年法制建设历程中的那些重大举措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接近那一总体目标？有些法制建设改造举措是否让我们南辕北辙？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民族的精英们，民族的主流思潮，似乎都在一种急切、激动、偏执、狂热、愤怒、愤懑的漩涡中徘徊，很难有一种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状态。
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一时期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苏联模式的改革。
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事行政法。[26] 这种简单西化情形，欧洲学者也有所批评。
自鸦片战争开始，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手中，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几乎只有我们领教西方的长技被动挨打和不断受辱的份。近代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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